1967年，溥仪病逝，留给妻子李淑贤的遗产就只剩一点存款和溥仪描述自己经历的书本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
但也就是这本书让他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和别人打了10年左右的官司。

李淑贤是杭州人，是一名护士，嫁给溥仪前已经结了两次婚。

1943年，李淑贤曾与一个北平伪警察局的警察刘连升正式登记结婚。

1955年刘连升被政府逮捕，后被查明是反革命分子，遂被政府枪决。

1957年，李淑贤又与一个叫陈庆之的人结婚。陈庆之是人民银行的一个普通会计，婚后，两人始终感情不和，于1960年10月离婚。

1962年，李淑贤和溥仪结婚。但是两人只过了5年的生活，溥仪就去世了。

当初因为溥仪生病住院，两人的积蓄已经花光，没办法，李淑贤只能和别人借了100元安葬溥仪，后来在组织的帮助下，她的生活有了好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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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在1984年，李淑贤却和别人打了官司。

这个别人叫李文达，他原是公安部的干部，1958年调到群众出版社当编辑。

李淑贤和李文达两个人为什么会打官司呢，这还要从头说起。

溥仪撰写《我的前半生》的起始时间，据他自己说，从1957年下半年就开始着手准备了。

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，并将初稿油印出来。但这本书的创作准备期实际上更长。

“我的前半生”很像是一篇命题作文的题目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国民党战犯、伪满战犯等，溥仪都回顾自己的历史，反省自己的罪恶，撰写“我罪恶的前半生”之类的交代材料。

1950年，当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后，溥仪从苏联被押解回国，到了抚顺战犯监狱。

同年，因抗美援朝的缘故，又转移到哈尔滨。1954年，由哈尔滨迁回抚顺，直到1959年12月被特赦。

在此期间，溥仪在一个特殊的改造环境中，劳动、学习、交代历史、出外参观，等等。如果从1951年他通过自传的方式交代历史算起，创作时间长达9年。

但是溥仪并不擅长写作，不过有他的弟弟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帮助他总结历史。

最早的《我的前半生》的基调，即“我罪恶的前半生”，因此，它是一本具有悔过书性质的作品。

《我的前半生》从家世写起，一直写到1957年参加战犯管理所组织的社会参观。此书经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，分送公安部及有关方面后，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浓厚兴趣。

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刘复之、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等人议论过这本书，认为，溥仪出于沉重的悔罪心情写书，用意是好的，也是不容易的。

通过溥仪的经历和内心的变化来看，当时不少同志认为：此书如加以适当整理，将溥仪的思想转变脉络理清，很有公开出版的价值。

再加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重视，由于有关方面负责人的积极响应，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《我的前半生》获得了出版的机会。

1960年1月，群众出版社由副总编辑于浩成撰写出版说明，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（俗称“灰皮本”）。这个本子限政法系统和史学界一定范围内部购买阅读。

公安部决定，由文艺编辑部主任李文达协助溥仪整理书稿，以便落实周总理的指示：“作为未定稿，用四号字印出来……你再改，改为比较完善的。”

为了安排这次改稿，由凌云出面约请溥仪、溥杰兄弟在全聚德吃烤鸭，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和李文达都参加了，席间他们主要谈的是有关合作写书的事。

当时书拿到群众出版社，李编辑一看，这书里很多事件都说得不过具体，而且，也只写到了1956年，最好是写到书要出版之前。

群众出版社和溥仪磋商，确定了作品的主题思想：写出一个皇帝如何改造成为一个新人，充分反映党的改造罪犯事业的伟大胜利。同时要描绘出没落阶级之不甘心死亡，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勾结，清室和军阀政客的瓜葛，改造和反改造斗争的复杂性，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实事求是的作风，等等。

群众出版社为了落实作品的主题思想，在如何解决“灰皮本”的问题上认为，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的人物，大量查阅历史档案，甚至还要到各重要现场实地观察。

于是李文达又是查资料，又是扩充内容，还删除了一些毫无价值的空洞着的认罪忏悔等等无多少意义的话，最主要的是，他本人也大老远地跑了趟监狱，每天采访溥仪，完事之后，回来安心写稿。

后来，也就是1960年4月，溥仪被安排在香山植物园劳动，李文达住在附近的旧香山饭店。每天下午，溥仪到饭店与李文达商量如何整理书稿。

共用晚餐后，溥仪回植物园，李文达在住处动他的剪刀浆糊，另外，把溥仪口头补充的材料写进被整理的书稿之中。

这样的整理工作进行了一个来月，全书还只整理出一半。两个月后，24万字的整理稿终于出来了，但这是一个失败的整理稿。

李文达在后来向部领导汇报时说，溥仪很多事记不清也说不清，他只能说出自己的感觉，而战犯管理所如何做他的工作，他说他从来没有注意过，所以改造工作如何进行，自己的思想如何转变，他都说不清楚。

对于历史事件的背景，由于他深居禁宫，也所知甚少。再则，他对周围人物的介绍，都是大而化之。对于自传所必要的素材，非常缺乏。

要解决这些问题，光靠溥仪个人的口述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大量采访溥仪周围人物，大量查阅历史档案，甚至还要到各个重要现场实地观察。李文达建议重新搜集材料，重新构思，在大量占有原始材料的基础上梳爬剔抉，提炼成文。

公安部的有关领导同意李文达的建议。李文达首先到东北调查，大部分时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，此外又到长春、哈尔滨等溥仪住过的地方。

这样，李文达在战犯管理所住了四十多天，和管理人员，和仍在改造的溥杰及伪"满洲国"的王公大臣们座谈，搜集到大批新鲜的材料。

像溥仪在管理所中不肯杀生、人家打苍蝇他却把苍蝇赶走这样的细节，他本人是不会讲的。尤其让李文达兴奋和激动不已的，是管理人员对改造这些人所花费的心血。李文达还了解到这样一个细节：除四害时，要求每人消灭一只老鼠，这可把溥仪难坏了。一个叫王兴的管理人员，帮助溥仪做了一个捕鼠笼，解了溥仪的难。然而就是这个王兴，全家八口人在伪满统治下死了七口，剩下他只身一人！而这些情况溥仪并不知道。

待后来李文达把这些事讲给溥仪听时，溥仪哭了。

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后，李文达向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：另起炉灶，重新写作，主题就写改造，写共产主义思想对人的灵魂的改造。通过这位末代皇帝的变化，反映历史的必然。李文达的这个方案得到了领导的批准，也得到了溥仪本人的同意。

汇报会议后，李文达即按照既定的方案进一步采访、查档、翻资料，并开始写作。

此后，李文达又找了溥仪身边的太监、溥仪奶妈的干儿子等许多人，查阅了大量资料，如摄政王载洋和伪满大臣郑孝胥等人的日记，还看了近200米的显微胶片，眼睛都累坏了。全部调查采访工作，整整进行了三年。

在写作《我的前半生》的过程中，李文达和溥仪成为一对好朋友。溥仪对李文达无话不谈，大事小事都与他商量。溥仪曾表示，在老李的帮助下，自己较系统地研究了一遍近现代史，眼界大开，思想境界又有新的升华，而李文达也觉得自己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，尤其加深了对党的改造政策的体会，他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志们也成了好朋友。

1962年6月，由李文达执笔、以溥仪的口吻重新撰写的《我的前半生》出版了，16开本，上、中、下三册，55万字。经过广泛征求意见，同年10月又出了第二版，比第一版减少了10万字。

参加1962年11月27日座谈会的历史学者们，对二稿大字本的文字、写法也发表了各自的意见。他们或认为文字不宜过于华丽，要朴素些，以与作者身份相适应，或认为不反对华丽，但在文学性之外，同时要注意科学性、逻辑性。

他们还认为，全书材料取舍，应符合于自传体裁的要求，以亲身经历为主，其他枝蔓尽量删削。为了说明事实原委而必须引用一些其他材料时，也要写得简单扼要，不必作过多的铺叙。此外，他们对书稿的内容，该增益什么，该剔除什么，如何把握分寸，等等，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。

特别强调：“对于涉及国际关系和党的改造战犯政策的有关部分，更需要慎重研究，以尽量避免可能引起的副作用，使它更好地为政治服务。”

溥仪采纳了这些意见，并由李文达执笔，对书稿进行了调整，尤其是对书稿的后半部分进行剪裁或给予变动，考虑到自己与新婚妻子李淑贤的关系，又删掉了“离婚”一节。

1962年12月至1963年2月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辽宁省政协文史办公室、抚顺战犯管理所等单位对二稿大字本的修改意见，相继以信函或电话等方式到达群众出版社。

1963年秋全稿杀青，此时已三易其稿。在送印刷厂排印、校对期间，又在校样上作了九次修改。因外文出版社根据陈毅副总理的指示，亟待将此书译成外文，经新华印刷厂突击赶印，本书得于1964年3月正式出版。

1964年3月正式出版时，还有41万字。此书前后改了9次，三易其稿。

书成之后，溥仪给李文达写了四句诗："四载精勤如一日，挥毫助我书完成。为党事业为人民，赎罪立功爱新生。"

这首诗不仅肯定了李文达的劳动，同时表明：溥仪对李文达所写的东西是认可的。

出版之前就有人提出，其实李文达是此书实际的写作者，所以应该和溥仪一起署名。李文达当时却认为，这本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回忆录作者就应该是溥仪，而不是其他人。上级采纳了李文达的意见，所以当这本书出版时，所署名的唯一作者就是溥仪。而这本书的稿酬经由领导批示溥仪和李文达各得一半。

由爱新觉罗·溥仪署名的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，自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，从最初的轰动世界到后来持续数十年的热销，它的书内书外、幕前幕后、其人其事，一直是海内外媒体密切关注、唯恐遗漏的“热点”和“卖点”。

迄今该书在国内的总印数已达183万册以上，并有英、日、德、意语等多种译本行销世界各国。

后来根据此书改编、由意大利著名导演贝尔纳多·贝尔多鲁奇执导的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曾一举夺得9项奥斯卡金像奖，由此这位奇人和这部奇书更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。电影上映后的数年间，来中国旅游和看北京故宫的老外以十数倍的速度递增。

1984年，围绕电影《末代皇帝》改编授权问题，李淑贤与《我的前半生》合作著书者、群众出版社资深编辑李文达产生了纷争。

当时李淑贤未经征得李文达同意，私自将该书的电影改编权卖给了香港一位导演，这自然引起李文达的不满。

特别是电影《末代皇帝》另由意大利导演贝尔多鲁奇拍成并引起广泛轰动之后，关于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的法律纷争更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。

1985年初，李淑贤以溥仪遗孀身份，致信中共中央高层，以强烈的口气要求确认“溥仪是《我的前半生》的唯一作者”，溥仪去世之后，她本人应是该书著作权的“唯一继承人”。

李文达知道后，不甘示弱，也愤然上书中央，说明该书写作及出版过程，反驳李淑贤的“一面之词”。

1985年11月4日，国家版权局以“（85）权字第6号”文件的形式，回函公安部称：经调查，大量事实证明，“此书是溥仪和李文达合作创作的，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作者与编辑的关系，而是合作作者的关系。”

“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的版权应归溥仪和李文达共有。”鉴于溥仪已经去世，“版权中的经济权利应由李文达和溥仪的合法继承人李淑贤共同享有。”

1987年6月和1989年4月，李淑贤先后两次状告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，称李文达“严重侵害了溥仪的合法著作权，要求李文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公开声明致歉并赔偿经济损失，确认溥仪为该书的唯一作者。”

但是因为此案案情复杂，历时久远，影响广发，出于当时种种复杂的政治和历史以及人事方面的原因，法院久拖不决。

1993年11月5日，李文达带着遗憾去世了，享年75岁。

1995年1月26日，即李淑贤投诉近6年、李文达逝世近两年之后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作出一个令人震惊的、与国家版权局意见完全相左的判决：“《我的前半生》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，在该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，李文达根据组织的指派，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，李文达在该书的成书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，但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。”该院据此判决：“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的著作权归爱新觉罗·溥仪个人享有。”

李文达的遗孀王滢和三个儿子李金酉、李金河、李海不服判决，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。

1996年7月17日，该院作出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”的判决。

最终，李淑贤赢得了该书的版权。然而在打赢官司第二年，李淑贤便因为肺癌去世了。

然而在李淑贤去世多年后，一场围绕着溥仪自传体作品《我的前半生》展开的版权争夺战正悄然展开。

没想到在2006年，又“冒”出来一个继承人，那就是溥仪的一个弟弟溥任。

他及其委托代理人，声称在溥仪和李淑贤先后去世之后，由于他们没有后人，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的著作权和出版权应归属“溥仪家族所有”——即在世的溥任所有。

2007年9月，由于种种原因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·溥任将其著作权转交给同心出版社，从而引发著作权纠纷。群众出版社认为溥任没有授权资格，并向北京西城法院提出“无主财产”的申请。

法院认为《我的前半生》一书著作权已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归溥仪所有。李淑贤作为溥仪的妻子及唯一法定继承人，生前未对该书的著作财产权进行处分，李淑贤去世后也没有继承人。至于溥仪的侄女金霭玲女士要求该书的著作权归自己所有的诉求，法院以“金霭玲并不是李淑贤的遗产继承人……于法无据”驳回，此后，金霭玲也没有再上诉。

从最终结果来看，双方十年的版权官司没有胜利者，而且如果溥仪泉下有知的话，会不会感到心寒，自己最后一位妻子和自己的朋友有了因为钱争了十年之久。

这样看来，或许李淑贤对于溥仪并没有很深的感情，或许一开始她就另有所图。

有人说，李淑贤之所以如此执着这本书的版权，还是因为这本书值钱，再版也好，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也好，都有着非常不错的业“钱”景。

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，金钱被看的越来越重要，它不仅影响人们对是非对错的判断，更是腐蚀着人性的善良，甚至一些人在利益面前，变得面目全非。

虽然李淑贤得到了继承权，但是却没来及享受就去世了。

十年官司就此结束，不禁让人唏嘘，也让我们感慨，做人不能太重名利，与其被名利所累、去强求，不如看淡一些，将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